来自 必赢娱乐 2019-10-06 05:02 的文章
当前位置: 必赢娱乐 > 必赢娱乐 > 正文

三组意见讲授中华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良法善治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法治既表现为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也表现为价值理念。作为法律规范,法治是公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是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的准绳,是国家根据社会性质、政治体制与历史文化作出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实践,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叠加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法律规范与法律实践的背后,支撑、引导它们的则是价值理念。法治理念清晰,制度安排才合理;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治才能真正得到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要包括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主体、人人平等,公平正义、良法善治等,按照这些理念来推进法治建设,才能真正建成法治国家。

俞可平 (进入专栏)  

依法治国、党的领导

图片 1

依法治国就是依据法律和法治精神治国理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始终把宪法作为判断大是大非的准绳、国家治理的最高规则。

   编者按: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这一地位。对于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讲,大张旗鼓地讲。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人治传统,中华民族饱受治乱兴替之苦,法治之路充满艰辛险阻。197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治与法治》一文,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就此有关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主题,形成了多方观点争鸣的局面。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四中全会首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和蓝图,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准确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信仰和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意味着法治尊严的彰显和法治作用的肯定,标志着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孜孜以求,法治天下。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又依靠法治手段来实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本期我刊有幸邀请到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接受访谈,俞教授从依宪治国、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依法治党、法治反腐、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法治等方面,深入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宗旨和精神。

人民主体、人人平等

    

人民主体是指社会主义法治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中法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刚刚公布的《决定》反映出一些新的重要信号,社会各界都对会议《决定》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解读,请问您认为这次《决定》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各种事务。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权益要靠法律来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来维护,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真正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俞可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了立法、行政、司法的内容,也包括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容;既涉及了法律体制,也涉及了法治观念和法治队伍;既论及了国家的法律制度,也论及了党内法规和社会组织的行规章程,所以,亮点很多,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各自的最大亮点。在我看来,这个《决定》的最大亮点,就是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人人平等是指法律应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时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最早提出来的口号,它对于废除一切等级制和身份特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所确立的制度是以财产占有不平等为基础的,所以它倡导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身份上的,掩盖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而且要实现经济的平等、社会的平等、文化的平等,使全体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总目标的确立,一方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方向,使各项工作有了总的抓手;另一方面又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相衔接,从而朝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我一直认为,法治既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现代的法治体系,就没有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方面,贯穿于依法治国全过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和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中法评》: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坚持五大原则,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第一原则。《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公平正义、良法善治

   俞可平:强调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是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在我们现行政治体制中,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也要党领导人民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而,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是通过法治实现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了党的意志,维护宪法和法律,就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法治与法制有实质性的区别,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最高准则和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从那时开始,历届党中央和历任党的领导人都十分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体现了党的根本主张。执政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自己的执政权威,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公平正义是指按照公正的原则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把公平正义贯穿于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求。没有了公正,法治就没有权威性,形同虚设。资本主义法治也追求公正,但它追求的只是形式公正,而社会主义法治追求的公正则是实质公正和形式公正的统一,它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

   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是我们党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标志。试想一下,党领导政府和人民进行立法和执法,如果党组织自己不带头遵守法律,那么,国家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所以,在我看来,任何削弱宪法和法律权威的行为,任何违背法治国家的行为,其实都是削弱党的领导的行为,也都是违背党的利益的行为。在当今的中国,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一直主张,要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之所以叫作“谜思”,就是说对以下这一点不应当有疑问:坚持宪法和法律有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至上权威,不应当理解为否定或削弱党的领导。

坚持公平正义,就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就要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立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就难以保障。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法评》:《决定》指出,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还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仅有法治是不够的,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法治和德治是对立的,您是怎么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关系的?

良法善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良法善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

   俞可平:以德治国简称为“德治”,它是指依靠伦理道德来规范、感化和制约官员和民众的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秩序。“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儒家的政治主张,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根本上说,德治和法治都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基本手段。前者主要依靠伦理规范并通过自在的约束,来调整人类的社会行为;后者则主要依靠法律规范并通过外在的约束,来调整人类的社会行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制定良法是为了善治,是为了把国家和社会治理得更好,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善治的目标不是管人民,而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善治,就必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同时,实现善治,还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实现国家治理有序、社会健康运行,实现人民安康幸福、国家长治久安。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但它们也都不是万能的,各有自己内在的不足。法律重在外部的强制,它可以有效维护人类的外部秩序,但却难以维护人们的内心秩序;道德重在内在的自律,它可以有效调整人们的内心秩序,但却难以整饬人类的外部秩序。从本质上说,德治与法治对于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而言,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它们之间不应该相互对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其实就既包括了“德治”的内容,也包括了“法治”的内容。当然,这里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而是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法制”。

(王松苗 作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局长,原载于《求是》2015年第10期,有删节,原题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意味着“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则体现为“天道”与“王法”的关系。德治强调的是正当性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法治则强调依法办事或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在特定的条件下,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可以相互转换。也就是说,某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在另外的时代可能成为法律规范;反之亦然。例如,通奸在许多朝代是国家的法律问题,但现在则成为社会的道德问题。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德治与法治有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它们发生作用的重点领域是不同的。在社会政治领域,用以规范公共权力的只能依靠法治,而不能依赖德治;在公民私人领域,用以规范公民私人行为的则可以更多地依靠德治。换言之,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强调法治,而在社会治理中则应当倡导德治。比如说,遏制官员的腐败,不能寄希望于官员内心的觉悟,而必须依靠法治;但在处理社区的邻里纠纷时,则应当倡导德治,通过相互谦让和协商来解决纠纷。

   《中法评》:《决定》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这几个环节都是行政法体系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这是否意味着要加强组织法和程序法建设?

   俞可平:我一直强调,善政是善治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人类将不断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但是,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在我国,还包括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在所有权力主体中,政府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代表国家的合法政府仍然是正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国内和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在国内外的众多政治行为主体中,国家及其政府仍然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在推进依法治国中,政府同样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依法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没有法治政府,就难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必须对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权力、责任、义务等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除了对政府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有原则性的规定外,还必须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我在前面就说过,宪法对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一般性规定,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才能一一落到实处。我们的实际情况是,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政府的基本责任,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现在我们又强调政府须依法行政,但是用来实施宪法条款的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定程序明显不足。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前提,就是宪法对政府和公民规定的权力和权利,必须通过具体的程序性法律一个个加以落实,对每一个政府机关的权责都必须有具体的规定。民主政治仅有一部规定公民权利的宪法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有公民法定权利得到具体落实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具体的程序性机制。离开切实可行的具体程序,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承诺便是一纸空文。所以我打比喻说,民主就像一个陀螺,必须运转起来才有意义。法治也一样,只有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条文,没有实现这些条文的具体程序和机制,也会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所以,这次《决定》就推进政府机构的职责、权限、程序和责任的法定化提出明确要求,其实就是让法治政府真正运转起来。

   《中法评》:《决定》中有一句话极其精辟,即“法律是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这里,其实提出了法理学上关于良法与恶法之价值讨论。为确保司法机关所遵循和适用的法律是良法,这就对立法机关提出很高要求。您对提高立法水平、完善立法程序有何建议?

   俞可平:“法律是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这句话切中国家治理之要害。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活动和治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善治有许多要素,法治是善治的要素之一,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法治之于善治,有四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其根本功能是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国家的法律体制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和反映民意,这是现代国家法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其二,国家必须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各类组织、各个群体和全体公民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均有基本的法律规范可遵循。特别是公共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其三,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仅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还必须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换言之,国家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非恶法,能够反映社会的客观需要,体现公平公正的根本原则,有效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其四,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也是法治的本质意义,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实质所在。

善治要求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法律既要体现民意,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又要切实可行,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要制定这样的良法,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基本原则。首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最根本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和正义。没有民意基础的法律必定是恶法,最终必定损害多数公民的利益。民主立法,就是立法活动要有广泛的公民参与,要使立法过程成为民主的过程。公民参与立法过程,立法活动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次,要科学立法,使法律规范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要使法律真正体现民意,满足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俞可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图片 2

  • 1
  • 2
  • 3
  • 全文;)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data/81672.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本文由必赢娱乐发布于必赢娱乐,转载请注明出处:三组意见讲授中华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良法善治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