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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政治研究三十年,从覆盖到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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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乡村政治研究   国家基础权力   国家政权建设   国家与社会  

董磊明  

田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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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逐步后撤,在农村社会出现的“权力真空”和秩序混乱,与集体化时代的超强控制能力和高度社会整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机器的功能应该越来越强大,但是为什么今天它会在农村基层呈现出“悬浮”的状态呢?二十多年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究竟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这种强弱变化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或者说,建国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具体形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摘 要:通过检视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发现,学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框架在深化我们对乡村政治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不仅跟学者们在理解中西方差异上的分歧有关,同时更是学界在理解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彰显的张力使然。为弥合这些分歧和张力,论文尝试提出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理论作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框架。国家基础权力框架不仅有利于弥合中西方之间的差异,而且能够较好地关照当下乡村社会的现实。

   以往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国家的视角,往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本文则是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者的性质及互动状况来理解这种关系形成、存在的依据。同时本文将关注某种关系模式形成后,它又是如何与新渗入进来的其他变量一起对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进而逐步型塑出新的关系形态的。通过分析梳理,本文将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概括为“覆盖模式”的理想类型;而将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当前状态和今后可能的走向概括为“嵌入模式”的理想类型。

  

  

  关键词:乡村政治研究;国家基础权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与社会

   一、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双重视角

  

  

  在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较多的理论框架包括制度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国家与社会以及由此生发的第三域和地方秩序框架。下文将在对这些理论框架进行检视与反思的基础上,论证国家基础权力这一分析框架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贴切性和正当性。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考察(尤其是全能主义时期)往往通过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视角和框架进行。但是,单向的宏大国家权力视角在解释复杂的现实时自然会屏蔽掉一些关键因素,尤其无法从一个乡村社会的主位来考察二者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当代所经历的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考察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必须从国家和乡村社会两个方向来进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乡村社会基础变化和国家权力两个方面的考察,建构一个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双重视角分析框架。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源自西欧近现代化的经验。它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结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伴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公民权利义务范围的扩大。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权建设与欧洲政权建设经验相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展。人民公社时期全能主义的国家权力下伸,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可以看成自晚清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最有效的一段时期。黄宗智(1992:173)认为,建国后,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国家权力深入到了农村社会的最基层。土地改革和税率的提高使国家政权空前地深入自然村。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新兴的国家在乡村社会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1]。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权力的下渗有效地克服了近代以来“内卷化”的问题。全能主义国家“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了巨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等诸多好处,弱化了村民对家族和地方的认同,集中了公共物品进行建设,保证了农村建设的物质供给等(杜润生,2005)。然而,也有学者对以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来总括全能主义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提出了质疑。张静(2007:30-33)指出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新政治单位的治理角色和治理关系的制度(规则)改变问题。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下移只是实现了政权结构的“集中与整合”而没有达到“管辖与治理的深度”。吴毅(2007a)也提出了此问题,他认为当下许多学者在面对当下农村“国家退出”后所导致的问题时,容易以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来反溯历史,从而失去对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客观判断。

  一、制度主义框架的兴起及限度

   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与乡村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单一视角下,国家权力退出后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有了重新的解读。有的学者指出村民自治的推行,并非国家从乡村社会的退出,相反,是国家真正深入乡村社会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形式(荣敬本、崔之元,1998)。这样村民自治不但没有削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反而改善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整合的能力。国家通过村民自治这种形式,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进行合法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与其说是人民公社瓦解之后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撤退,毋宁说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重建(state remaking)。村民委员会并不是纯粹的自治组织,它具有“准政权”(semi-regime)的性质(吴理财,2007)。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周飞舟(2006)在对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乡镇财政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后指出,旨在使基层政府转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导致了基层政权的空壳化和“悬浮”。然而,这种“悬浮”状态是不是就意味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非常薄弱了呢?如果是,为什么乡村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的稳定呢?政权建设理论只是考察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它无法对当下的国家与乡村关系做出真实全面的考察。当然,基于不同的理论关怀和研究目的会归纳出不同的结论。

  制度分析是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方法,自亚里士多德始,政治制度就成为政治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使得传统制度主义政治学被边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首先在经济学界兴起,尔后为政治学者们所采用。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是最早倡导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新制度主义方法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集中表露在他们合作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之中。[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过于简约化、技术化和功利化等弊端进行了批评,提出应该关注制度结构之类的宏观因素对人类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的影响。[2]新制度主义框架尤其是其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流派极为强调通过设置特定的制度安排来改变或者重塑人们的政治行为。由此,人类的政治现代化就被视为一套先进政治制度替代落后政治制度的过程。

   在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占据主流地位的同时,一些学者则深入细致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通过对乡村政治社会变迁的细致考察,展示了单一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所忽视掉的一些问题。张乐天(1998)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对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制度、经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组织与传统社区的叠合导致了人民公社内部的张力和社区内许多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悖的“场面下行为”,并提出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来描述具体场域中国家与村落关系的复杂形态。吴毅(2002)在《村治变迁的权威与秩序》一书中,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以革命这条主线展示了宏观国家权力对微观村政渗透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国家与村庄社会的复杂关系。黄宗智(1992)则从家庭经济生产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经济仍然没有突破“糊口经济”水平。韩俊和陈吉元(1993)指出,公社时期的农村工业本质上是社区经济组织的“家内工业”。朱晓阳(2003)在考察乡村社会的惩罚和社区整合机制的变化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社区内部的认同反而加强,人们团结一致对外,使得社区得到了复兴。王朔柏和陈意新(2004)对安徽宗族的研究表明,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在人民公社以村落为基础的集体化政策下,传统的集体性宗族因子与新制度发生组织性同构而得以延续。这些被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所遮蔽或者被农民视角所忽视的“反行为”现象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得到鲜活的呈现。

  中国乡村政治变迁是与人们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如何改变农村、改造农民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甚而可言,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村变迁史。在探索改造农村的过程中,首先诞生的是制度主义路径。该路径的理论前提预设在于,农村传统观念、制度的滞后性构成了现代化的阻碍,要改造农村,就必须将一整套现代制度植入农村。早在20世纪初,晏阳初等人曾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希图用现代的思想、理念和制度来重塑农民、改造农村。由于运动自身目标的局限性,兼及缺少国民党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动员组织机制,乡村建设运动未能取得成功。建国后,解放农民、改造农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依托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密集的权力组织网络。由此,传统的家庭、家族、村落和宗教因素遭到沉重打击,农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学界对于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组织特征等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基础的变化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孙立平(1994)认为,全能主义时期的社会呈现“总体社会”特征,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则导致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路风(1993)也从单位制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Vivienne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中国乡村社会进入所谓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阶段。肇始于1980年代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乡村治理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由此,众多学者怀揣着现代化这一理论武器,试图从乡村社会发现中国民主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宪政创新。他们主张,通过自上而下推动的村民自治制度,可以奠定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石。[3]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由此得到越来越广泛地运用。[4]在许多学者的眼里,农村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只要引入现代制度,就必然能够缓解三农问题。

   Shue(1988)则认为公社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呈现一种“蜂窝状”结构。虽然学界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展示了一些问题,但是仍然缺少有意识地考察乡村社会基础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农村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更有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基层政治问题时已运用双重视角来考察问题了。[3]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与研究之后,学者们发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民主之路并非简单的制度移植和嵌入所能行得通,而单纯的制度分析也难以获得对各类社会事实的真切把握。这一困境表现为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上,一些学者指出,仅仅注重对制度、结构的静态化描述,必然会遮蔽许多偶然的、流动的隐秘,而正是这些偶然性、隐秘性的东西才构成了社会事实的本质,才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框架来替代过于僵化的、静态的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孙立平,2002:118)“过程——事件”分析框架吸取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中注重细节和过程的优点,但它又并不是行为主义的简单复归。[5]

   经过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学界从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近些年来对全能主义时期的社会基础、经济生产、组织结构、产权制度也有了深入的考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特定治理模式的语境、场景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在实践层面上,践行多年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效果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甚至可以说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在村民选举中,家族、派性因素夹杂其中,贿选拉票现象普遍存在,而混混甚至黑恶势力的介入,更让期待乡村民主的学者大跌眼睛。[6]现实的复杂性促使人们对制度主义的适用性进行反思,到底是制度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抑或其它?在这种焦虑与迷茫中,学界逐渐出现了学理上的分野。一部分学者在历经“挫折”之后走向了“回归国家” [7]之路,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依然继续扎根田野。[8]

   本文所关注的是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具体形态如何,以及社会基础和国家特征是如何共同影响特定关系形态的形成的。因此,本文一方面会分析政权建设背景下的国家与乡村,另一方面会着重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乡村社会的一些基础性变化,通过这双重的视角来分析半个世纪来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迁。

  

  

  二、国家政权建设框架的滥觞及反思

   二、“覆盖”:革命国家VS地方性共同体

  

  

  如果说制度主义框架强调的是通过引入现代制度装置来改变农村,逐渐培育起农村社会的自生能力,那么,国家政权建设框架则力主从国家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乡村政治变迁。在这一框架里面,乡村政治发展是国家主导的单向度嵌入过程,其目的是服务于统治者的治理需求,而主要不在于满足乡村社会的需要[9]。国家政权建设概念是查尔斯·蒂利等人在研究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时提出来的。它主要指国家从多中心的、多权威的、分散割据的状态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渗透加强,人员机构不断下沉,实现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二是官僚机构的理性化、制度化加强;三是为应付大量的战争而导致国家汲取资源能力的提升。[10]

   集体化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覆盖模式”,是指全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面对着具有高度内部认同的地方性共同体,能在广度上控制农村的每一个角落,但在深度上却未必能完全渗入乡村社会的最深层,乡土的观念和逻辑依然能在较大程度上抗拒、消解国家对乡村的诸多现代性改造。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杜赞奇运用国家政权建设框架来分析近代华北的乡村政治变迁,认为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出现内卷化,是由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而新的权力文化网络未能建立的结果。[11]此后,这一框架在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界迅速流行,受到众人的追捧。

   集体化时期,农村人民公社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这种管理体系是全能主义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体现[4]。国家将其权力的网络真正延伸到了乡村的每个角落,所有的村庄社区都被巨大的权力之网编织进了现代国家的政治社会架构中。“旧日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黄宗智,1992:173)。在社区的生活中,国家权力再也不是一个被隔离在村庄之外的高高在上的东西,中央离地方是如此之近,以致于人们在农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中央的声音,看到因中央政策的变化而引发的各种变动。而且,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同样的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是同样的政策引发的(张乐天,1998)。可以说,这一时期全能主义国家全面“覆盖”到了乡村社会,并因此能够对乡村社会进行高度整合与动员,从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赶超战略。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这一框架作出了反思。他们认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以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为研究背景的,其所依据的是西欧的经验。近代西欧国家的显著特征是其封建制、割据性,它们所面临的关系是国王与封建诸侯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关系。由此,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所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单向度、刻板地渗透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官僚机构和人员设置的下沉。(刘金志、申端锋,2009;吴毅,2007c:73-82)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集体化时期国家能够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覆盖?产生这种强大的政治能量的权力根源是什么?国家对乡村社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又如何?国家的力量是不是“一竿子到底”地渗入了乡村社会最深处,真正完成了现代政权建设?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最近二十多年来这种关系的变迁。

  而中国则与之不同。自秦以后,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建立了制度化的官僚体系。近代西欧所面临的封建割据、权威分散和理性化官僚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都并不存在。所以,将国家政权建设框架运用到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研究时就需要格外谨慎。

   建国之初,国家政权拥有的物质资源总量非常有限,但是却成功地对社会实现了全面控制,并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规划的社会变迁”,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革命国家的超强合法性。二十世纪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使得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革命奠定了现代性和国家进入村庄的基础,也决定了它们进入的方式(吴毅,2002:336)。革命的成功化解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使得新兴的国家政权拥有巨大的合法性;而革命逻辑的延续,使得国家能够顺利地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在乡村重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组织网络,从而能够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覆盖。

  在对国家政权建设框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国家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吴毅,2007c)国家治理转型所关注的是政权和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其主要指向是现存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秩序。这一框架在希图凸显中国国情独特性的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西欧经验的单向度强调”(刘金志、申端锋,2009)。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宏大关怀,也使得它所凸显的中国乡村社会经验往往成为这一关怀背景下的附属物,从而难以得到乡村政治经验的真切理解。

集体化时期,国家第一次全面地在乡村社会建立了一套正式的和制度化的组织体系,由此形成了“权力的组织网络”(强世功,2001)。这个组织网络的核心部分就是“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通过“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产权模式,生产资料和土地资源都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有相应的政策和规定。这样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性就大大增加,任何人都归属特定的公社和大队,人们被限制在一个个高度封闭的生产队中,并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强控制将这种格局加以固化。而政社合一的大队建制最终形成的一个关键,是中共党支部在大队一级的普遍建立,成为正式权威和真正核心(沈延生,1998)。党支部延伸到基层并不仅仅说明了国家正式行政力量的下沉,更重要的是一个党政合一的一体化权力结构在基层的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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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引入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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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自外而内”的制度主义框架,抑或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框架,都无法准确理解中国乡村政治及其变迁。为了获得对乡村社会经验的真切理解,就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从国家转入乡村社会,从乡村社会内部发掘乡村政治运作及其变迁的逻辑。[12]这一研究进路的转变源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的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自1990年代初兴起,它发端于一些学者所发动的一场寻找市民社会的运动,而市民社会研究的滥觞又源于国际与国内背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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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上看,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日深,致使社会领域大大萎缩,在此情况下,各国学者开始对“国家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与此同时,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更是直接推动了市民社会理念的复兴。

  就国内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能主义”(邹谠,1994)政治体制随之解体,并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幕。在这一过程中,“放权搞活”、“国退民进”、“还权于民(社会)”成为改革的主题词,国家权力总体上逐渐放开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与此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开始憧憬、展望“社会”和“民主”在中国的发育与成长。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民间组织的广泛建立,也使得学界产生公民社会兴起的幻觉。至199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研究中国问题。一时之间,“发现社会”、“市民社会”成为学者们追逐的热点,由此也诞生了众多的学术成果(邓正来,1998,2008;景跃进,1999;何增科,1997;等等)。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成为推动市民社会研究、传播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阵地。[13]。

  受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指引,学者们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希求在中国寻找出类似的市民社会,并企望社会的发展壮大能够改变过去“全能主义”体制下国家对社会高度控制的状况。一时之间,地方性知识、公民社会成为学界流行的时髦词汇。然而,虽然有部分学者达到了这一目的,兴致勃勃地在中国寻找出市民社会的因子(王斯福,1997),但令大多数人失望的是,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14]在中国,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社会仍然受国家所规约和控制,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而只有内在于国家的社会。社会的存在,需以国家的在场为前提。

  在历史学里面,受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启发,一些历史学者打破了正统史学研究的桎楛,走向田野与经验,开启了区域社会史研究之路。行龙(2009)认为,既有关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大多关注中央高层领导人和重大事件,带有强烈的政治史色彩,为深化史学研究,需要转换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视角,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整体和全面地理解近现代中国乡村政治社会变迁。当然,“自下而上”的视角注重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与外界无涉的、自洽的乡村社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挖掘出地方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力量在地方相互交织与缠绕的生动场面。[15]

  在反思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时,学者们也对这一框架本身进行了修正。[16]黄宗智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恰恰相反,国家与社会往往是交互作用。与其套用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毋宁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结合状态视为“第三域”。在这一领域,国家与社会都参与其中。他提出运用第三域概念来克服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刻板性。[17]在此基础上,黄宗智通过对清代纠纷解决档案的研究揭示出以准官员为基础的半正式行政在帝国运转中的广泛存在。他还指出,这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也得到普遍运用。[18]

  与此类似,另有学者在讨论中国乡村政治时,提出“地方秩序”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虽然学者们“发现社会”的初衷并没有实现,但却发现了一个“地方社会”,一个不同于国家宏观政治和官僚体制的地方秩序,从发现社会走向了“地方秩序研究”,而“地方秩序”则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地方秩序”是乡村社会秩序及其机制与逻辑,其中既有“国家”又有“社会”,既不是“国家”更不是“社会”。它化解了基层政权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自治与官治的紧张关系,从而更加贴近中国基层政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刘金志、申端锋,2009)我们看到,“地方秩序”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秉承了此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的反思成果,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和“第三域”概念以及简约治理框架的表述。甚至可以认为,“地方秩序”实际上来源于第三域和简约治理,且与它们并无本质区别。

  当然,我并不想在此对“地方秩序”框架作一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而只欲图理解其在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概而言之,“地方秩序”框架主要有两层意涵,一方面,它强调中国地方社会的非正式性和非规则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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